3月19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教授在华东交通大学孔目湖讲坛做了一场题为“消费主义批判”的讲座，郑也夫在讲座中提到，衣食住行合理就好，房子不要大，吃到半饥半饱状态最佳，不要私车，穿戴适中，所有的炫耀都不必要。针对讲座中所提到的问题以及郑也夫的其他观点，讲坛记者对郑教授进行了专访。

（时间：2007年3月20日   地点：华东交通大学孔目湖专家楼）

汪：郑教授，您好！

郑：你好！

汪：昨天晚上我听了你的讲座，首先就昨天晚上的讲座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想这也是很多听众想知道的问题，这问题属于你私人的问题，你也可以不回答。您说房子不需要太大，不要鼓励私车，那么能不能透露一下你个人的房子大小和出行状况？

郑：我的房子是120平米。我没有私车，我骑自行车上班。

汪：您作为国内反对私车的代表性人物，对于私车你基本的看法是怎样的？

郑：其实对于私车的问题，我觉得该用知行合一来解释。知行合一是一个理想境界。比如说在国外还是有很多以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多数的情况下，商人和城市管理者使汽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一旦成为主流，作为我们平民也没办法改变现状。因为轿车已经发展起来，公共交通必然面临萎缩，萎缩了，公共交通当然不能给人带来便捷。作为百姓，尤其是现代生活的节奏，没有公共交通是不行的，不得不有私车，这是逼出来的，你总不能还抱着堂吉· 柯德的想法，难道你要走着去上班？ 知行不一定非要合一的，一个人可以开着车骂车，为什么要让我开车，为什么不好好发展公交？这就像高考，你可以去骂高考，但是你真要是一个考生，你就必须好好准备高考，你难道可以不去参加高考？

汪：我也知道你和樊纲教授有过关于私车的辩论，你的观念也都与国外保持一致，你认为国外的观念都是可行的吗？他们的观念同样能拿到中国来吗？

郑：国外是不一样的国外。譬如欧洲和美国就不一样。欧洲的环保主义者和回归公交的思潮很盛。但是作为思潮，美国也做地很好。作为运动来说，欧洲的私车运动很流行，无车日就是从欧洲开始的。其实现在的思潮是反对私车的。但是这个世界不是由思想者决定的，而是由诠释者决定的，诠释者是大企业家，是官员，是社会的管理者，官方的影响力要大于思想家。

汪：单纯从私车的功能性来说，您敢说私车没给社会带来便利？

郑：私车丝毫没有带来便利。你看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私车没有带来快速。别人问我为什么骑车，其实不是因为我说了不发展私车就不要开车了。我的行为还是以我自己的感觉为出发点的，还是觉得怎么合适怎么做。我的行为是以自己为出发点，言论是从社会出发的。我在美国就有私车，我不得不开私车，如果没有，那我就没办法工作了，但在中国我就可以骑自行车。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博士生的答辩会，因为时间紧，我就打车过去了，结果堵车，我反倒迟到了，如果我骑车过去，我便不需要考虑堵车，不需要考虑路况等等这样的问题。

汪：我也看过八十年代的一些影片，从影片中看到那个年代的北京还是没有私车的，私人的交通工具几乎都是自行车。如果考虑到中国今天的现况，比如说这么多人口，还要发展自行车，不去鼓励私车还行的通？

郑：那也不行，那就彻底完蛋了。空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得发展公共交通。公共交通要比私车更能解决问题。关键是官员和多数的牟利者鼓励私车，造成交通的更加不便利。

汪：也就是说这一切的选择之前还是有个大前提存在的，那就是要考虑交通的基础设施问题。

郑：对，还得考虑空间的有限性。

汪：关于私车的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来说一个学生的问题。您在博客上希望能收集一些学生的问题和烦恼，我总结了一下他们的回答，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不过以下几个方面：前途在哪里？人生是什么？人际该如何？烦恼怎么办？作为您的《幸福导论》的课程素材，您能给个个人的解答吗？

郑：我觉得年轻人不要太现实，现实不属于这个年龄。年轻人应该理想一点，浪漫一点，有个性，敢尝试。这是他们这个年龄的特权。年轻人太现实，就会很早的走进社会的规范，这样难免限制自己，束缚自己。其实他们有一天肯定会走进现实，三十，四十以后他们都会变现实的，择偶啊，择业啊，都会成为他们的压力。年轻人该有胆识和勇气去做一些大事情，我经常和学生们讲，年轻人应该像《老人与海》里渔夫，立志去钓一条大鱼，而不应局限于眼前的利益，不满足小鱼小虾。尤其有才干的人更应该有理想，更执着去干一番大事业，宁可付出失败的代价，也不要害怕。就拿打鱼来说，不是都能打到大鱼，但你得去尝试！当然，这些话主要还是针对高校青年来说的，因为你们有这个优势，社会上的人没办法那么理想。

汪：去年您对社科院的某人的批判以及上升到对一种体制的攻击，您又一次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你觉得象这样对一个即定的权威的力量进行批判时，您自己是否也会受到伤害？

郑：不会，无欲则刚。我不求什么人，我不求人办事，我不申请科研经费，不需要荣誉。15年来，我在很多单位工作过，我没有申请过一分钱的经费，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准备有。在那么多的单位工作过，我也是连最小的官都没当过的。很多人怕说是因为束缚太多，有太多顾虑，我没后顾之忧，所以我不怕说出来，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汪：你也说过，因为你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所以你才站出来说这些。可不可以理解为多数的人还是受到了公正的待遇？还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除了你没人敢出来说话？

郑：因为制度不公平，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不是人人都愿意说的，愿意说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既得利益者，一种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在社会学领域其实很多人碰到制度上的问题，我说出来后他们多数也没有太大的反映，多数是因为他们不便说出来，在思想上他们能和我交流，在言论上他们却没有声音。反而是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我的言论比较支持。

汪：去年也发生过一些事情，黄健翔去年因为说的话不符合权威，结果被迫离开央视。我知道您对足球也很钟爱，你自己也做过球评的，你们也都有对权威的攻击，我觉得你和黄还是有相似点的，但是你会不会因为言论而被迫离开？

郑：我和黄健翔是不一样的，黄健翔是吃足球饭的，我是业余的。另一方面黄健翔是实打实的违背了央视的一些规矩，在世界杯后频繁走穴。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什么都不要，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着。

汪：批评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批评漫骂，一种是善意的批评。你的批评是后者还是前者？

郑：这个得让别人去判断。人人都说自己的批评是善意的，总说自己是善良的，那没意思。还有一点，要看这个社会的功能，有的批评是善意的，但是社会的功能很差，人的认识又有误区。还是拿私车来说，社会的观点是发展它会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尽管批评是善意的，社会不能接受。有些东西即使不是善意的，都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但结果却造成了社会的进步。像亚当·斯密说的，很多社会的繁荣不是要靠很多好的想法，要靠很多好的面包师，要有为自己赚钱这样动机，赚钱就必须要做好的面包，没好的面包就不可能有人买。钱一多他就可以做更多的面包，这对社会也是一种好处。所以，有时候说善意和恶意也没意思，你说像面包师这样，他们赚钱有错吗？但是他们赚钱的同时为社会提供了好面包，这不就很好嘛。我批评社科院的问题其实也没必要说善意和恶意，我只是说对不对，没去考虑动机。

汪：最后我想教授能否和我们高校学生这样一个群体说几句？

郑：我想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在大学也是这样，尽管他们也都被社会筛子筛选过。大学生也都被称做精英，其实很多的人已经不够精英了，他们也很世俗，多数都把自己贱卖了，只想多赚点钱。但我想这里面应该有一部分人应该有点英雄情结，他们应该立志去钓大鱼。我强调的是一部分人，当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英雄，英雄是少数的，但是英雄的作用是巨大的，英雄是有感染力的，只要那几个英雄就可以带动周围的气氛，冲淡功利情结，毕竟这个社会太功利了。